(资料图)
文/梦里诗书
克里斯托弗·诺兰在《奥本海默》里奉献了教科书级的传记片执导构思,在这部电影中,作为导演的诺兰并没有过多的炫技,而是在长达3个小时的时间里,将时间尽可能的都留给了人物本身,用足够丰富的细节,充沛的情感,去专注的还原一个真实的“原子弹之父”,去让观众走进他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
同很多诺兰执导的电影一样,《奥本海默》是一部注定会出现口碑两极分化的电影,如果你对电影发生的背景历史并不够了解,同时对看电影这件事上难以专注,那么在长达3个小时的时间里,非线性叙事的展开、大篇幅的台词对话和如走马灯般登场的人物,必然会让你感觉到疲倦,但与之相反的如果你能走进电影本身,你同样会发现,这并不是一部“克服困难制造原子弹”的好莱坞主旋律电影,诺兰在这部作品里打破了传统的传记片形式,让镜头语言成为了展现人物内心世界的窗口。
这种镜头语言的表达,既是彩色与黑白形成的鲜明反差,也得见于书籍,沙漠、音乐,乃至于一个青苹果的特写上,细微的事物成为了电影极具象征性的元素,从这些点滴的细节,诺兰成功的展现出了奥本海默这位科学家不爱遵循规则又自负的性格特征,以及他面对原子弹挣扎的内心世界,他一面他渴望原子弹研制的成功,以此来向世人展现他的价值成就,但另一面,他又希望原子弹止步于此,不应该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当他看到新墨西哥试验场上蘑菇云冉冉升起,才会借用《薄伽梵歌》的诗句“如今我已成为死神,世界的毁灭者。”,奥本海默其实非常清楚地知道,他所做的原子弹将世界推向了毁灭的边缘。
所以在《奥本海默》里看似塑造了众多的人物,但诺兰却牢牢抓住了奥本海默这条人物主线,电影每一个人物的出现,本质上都是在加深观众对奥本海默多维度的认知,让观众能去理解,为什么他会引领科学家去制造原子弹这项足以毁灭世界的武器,又在功成名就后,不惜堵上所有去阻挠美国政府继续研究发展核武器,看似充满悖论的行为矛盾背后,是奥本海默对自己以“原子弹之父”被世人铭记的渴望,但他却不愿意成为毁灭世界的始作俑者,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由此在诺兰的镜头里,我们看到的不再只是一个高不可攀,改写人类历史的科学家奥本海默,而就是一个同样有着自我私欲,性格并不完美的人,他同样会出错,在关键问题的抉择上会难以判断,正是这种克制且情绪饱满的表达,使观众得以在三个小时里,对奥本海默从陌生走向了熟悉,再从而感知到诺兰去拍这样一个人物,并不是在歌功颂德,而是借他如做过山车般的人生经历和悲剧性结局,表达着自己对人类命运的隐忧。
在电影最后,其实诺兰所着重的已经不是奥本海默个体的人生总结,而是将电影借科技与人性的碰撞,上升到了科技发展对人类命运的忧患意识,当科学成为了政治的筹码,当科技成果一次一次的被滥用,奥本海默的悲剧并非没有可能在未来成为一场属于整个人类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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